中国青年网贵州毕节11月21日电(通讯员 王鹏 陈洁) 2012年11月19日傍晚，贵州毕节天降冷雨，街上行人口呼白气，急于寻找各自遮寒的归宿。四天前，一个同样寒冷的雨夜，五名流浪儿童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。他们钻进一个垃圾箱，试图熬过那个漫长的夜晚。
像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一样，孩子们生起了一个火盆，然而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。
五条幼小的生命就此终结。生前，他们如同城市里漂浮的灰尘，无人在意；死后，沉痛的事实却刺伤了千万国人的心灵。都市的霓虹灯照不进垃圾箱内，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角落？
我们追踪五少年的生前轨迹，寻觅他们的童年。这些拼凑起来的时光碎片，是孩子们留给这样一个世界的最后纪念，也是留给我们的一道严肃考题：到底要怎样做，悲剧才不会重演？
垃圾箱放置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的旁边，四周野草蔓蔓。从事发地步行几分钟，便是毕节学院，当地一所著名院校。学院两侧，小商贩沿路排开。他们也成为五少年生前的最后见证者。
11月11日前后，少年们第一次出现在商贩们的视野中。五名小孩个子都不高，身材瘦弱，明显营养不良。孩子们脸上脏兮兮的，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未洗脸，手臂和指甲缝里满是泥垢。他们衣着单薄，裤腿稀烂，脚上的鞋子也是杂乱不堪，有人穿着绿色水胶鞋，有人则穿着破旧的运动鞋。
学院附近区域，成为孩子们活动的主要地点。他们整天在这一带徘徊，从早晨9点多一直到晚上12点，有时一晚来回走好几次。
烧烤摊主老孟说，孩子们是分两批出现的。11月11日，先来了3名小孩，过了两天后，小孩的队伍增至5人。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用当地方言窃窃私语，时不时爆发笑声。
几年前，这一带也曾出现过流浪儿童，那些流浪儿看见行人就跪下来，“叔叔”“阿姨”地喊着要钱。但是没人看见这5个孩子要过钱。
不过，他们也会拿东西。比如，经过路边水果摊，有的孩子会顺手扯一两根香蕉，或者拿一个柿饼。“太可怜了，我们都不吼。”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。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，他们拿了就走，也不怎么道谢。
11月12日，几名孩子跑到不远处的公路桥桥头捡硬纸壳。这与一位捡垃圾的老婆婆形成了竞争。她开玩笑：“给我嘛。”孩子不肯：“我们要卖钱。”
纸壳最终没有全部卖钱。老孟说，那天晚上，他看到孩子们蜷缩在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候车亭内。那些纸壳成为了被子。当晚，毕节气温只有零上几度。
毕节地处山区，夜晚寒风刺骨。孩子们开始不断变换住所。从拆迁工地的窝棚、公交站、最终他们选择了路边的垃圾箱。那是一个刚编号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不久的垃圾箱。垃圾箱约1人高，宽约1米3，孩子们可以蜷缩着挤在里面。
11月15日，五少年生前的最后一天。当天中午，一名孩子捏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20块钱，在毕节学院旁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3元的糯米饭。伸手拿筷子的时候，摊主嫌他手脏，抱怨道“你先买袋洗衣粉洗洗手”。
随后，孩子又用找零的两元散钞买了4个馒头。其余4个孩子站在旁边，直勾勾地盯着馒头。
午后，捡垃圾的老太婆孙庆英发现，垃圾箱对面的一座废弃木屋内，五少年正在烤火，身边是捡来的火盆和茶罐。
“你们在地上捡柴来烧，不要去敲(屋顶的木头)。”孙庆英耳朵很背，所以喊声比较大。孩子们吃了一惊，飞快地从屋中跑掉了。
“孃孃，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，我太饿了！”下午四点左右，一个孩子出现在卖土豆的流动小摊前，向女摊主央求道。等不及对方盛，他用竹签急急地在滚烫的油锅里戳土豆往嘴里塞，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小土豆。
晚上8点多，他们出现在老杨的摊位旁一两米处，开始踢皮球。“你们这五个小丐帮。”老杨开着善意的玩笑，孩子们就笑，并不介意。
夜色渐深，天空下起了毛毛雨。深夜11点多，即将收摊的老孟看见，几个孩子还在街上走来走去。此外，他们还在捡一些泡沫板。他猜测，是因为天气太冷。
“你们的家在哪里？”老孟问。孩子答：“大方。”老孟猜，孩子有家不回是因为家庭原因，便问：“你家是后老妈还是后老爹？”孩子答：“后老爹。”
16日清晨，老太婆孙庆英开始捡垃圾。翻到第三个垃圾箱时，她看到了5个孩子，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垃圾箱中，双手环抱。他们小小的头低垂着，两错摆放，看上去犹如熟睡。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冒泡泡。
孙庆英用捡垃圾的锄头把推孩子，对方毫无反应。“老乡，你看，几个娃儿睡得跟猪儿一样。”孙庆英对凑过来的行人说。
随后，警方赶到，确认五少年已经死亡。不久后，他们的尸体连同埋葬他们的垃圾箱，被拖车整个拖走。拖车经过宽敞气派的毕节学院。有人曾目睹他们偷偷翻墙进草地打滚嬉戏。
在毕节市，这也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。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，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，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。
老板娘一直冷着脸，半天才插一句，“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，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”。
11月19日，毕节市政府公布了死亡少年的具体信息，5名孩子都姓陶，是堂兄弟关系，年龄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9岁。
他们都是七星关区本地人，住在区内管辖的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团结组。那是一个距离城市中心直线公里的小山村。村子位于高山之上，通往外界的山路崎岖难行。
11月20日，记者来到团结组。村内房屋多为泥土房，牲畜在村内随意奔跑。五名少年的老家屋内，家徒四壁，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，没什么值钱家当。
五名少年的大伯陶进财，正在田里牵牛耕种。他回忆称，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。当天，12岁的陶中井，离开学校后，便和其他四名辍学的兄弟，离开了村子。因孩子身上都没有钱，家人推测，他们是一路从山里走到毕节市的。
事实上，五名少年中，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。陶进财说，孩子失踪后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，他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，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。
陶进财称，家长在外打工，这些留守的孩子没有人管，有时会请自己买一点米。他们都是自己做饭，但只会煮点稀饭，就一点盐巴或辣椒，基本上没有下饭菜。陶进财有时会捡点自己种的土豆送他们，他们就在火边烧了吃。开学报名交杂费时，有人会跟陶进财要几十块钱。
在回答为何不一起生活时，陶进财表示，自家就有五六个孙子，自顾不暇。他记不得这一些孩子的大名，只知道其小名，如小蟹、小蒜。
五名留守儿童，就在这样无人看管的情况下，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。很快，他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。
陶进财记得，陶中井和陶中红就先后跑到大方县，后来被政府送回海子街镇。少年们还经常自己跑到海子街镇玩耍，或者去亲戚家。
2011年11月2日，贵州当地媒体《乌蒙新报》报道称，有市民在毕节街头发现流浪儿。这些流浪儿童，以三合板当床，硬纸壳当被，露宿在建筑施工工地中。而随后的追踪报道显示，这些流浪儿中，便有五少年的身影。
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当时称，这已经是陶冲等流浪儿第6次被发现，“前5次，这一些孩子特别调皮，白天答应乖乖在民政局，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以后，便把门窗撬开跑了”。
当时，五少年中的陶冲称，他不愿回家，“不想回，妈妈已经嫁人了，回家要被爸爸打，他一喝酒就打我，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，我真的不想回家，只要你们叫他接我，我就要逃跑。”
然而当时，陶冲的父亲陶元伍却在电话中称，“我不要了，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。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。”最后，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说下，他勉强同意先让同村人把孩子领回去，过一段他再接孩子去深圳。
然而，陶冲最终没有去深圳，他和其他辍学的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奔跑玩耍。他们辍学的原因，也与无人看管有关。学校的老师曾表示，这一些孩子太野，不要了。
11月5日那天，住在陶进财家旁边的吕婆婆看到，五少年往山外跑。期间，还试图叫她的孙子一起。
那天后，孩子们走出大山，来到城市，躲进垃圾箱，最后变成殡仪馆内冰冷的尸体。
这是一座经济快速地发展的城市，在城市中，随处可见在建的楼宇。街头之上，甚至可见宝马、玛莎拉蒂等名车。当地人称，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，所以城区之内，并不缺少富翁。此外，毕节市还被誉为“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”，为宜居之所。
被宣传成适宜居住的城市，却有人在垃圾箱内御寒而死，这形成了巨大的落差。资料显示，事发地所在的七星关区2011年生产总值为151.34亿元，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提高速度为全市第一，然而在五少年所在的团结组村，记者看到，村民生活大多贫困，为谋生路，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。
事发后，当地政府坦言，事故暴露出政府在“社会管理、社会求助和保学控辍”方面存在薄弱环节，并将加强这方面工作。
当地市民和记者说，近年来，在毕节下属的山村，失学儿童有很多，这些儿童大多因父母在外打工无人看管，加上经济贫困，导致放弃学业，“年纪大点的孩子就外出做童工，小一点的就在街上晃”。有市民称，秋天时，还在街上看见过一些流浪儿，操着本地方言，五少年事件发生后，街上已经不见了流浪儿。
11月20日，七星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称，当地民政已开展城区范围巡查，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，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登记，建立档案，“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，做到横到边，纵到底，不留死角死面，力争做到流浪乞讨人员早发现，早救助”。
然而，这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。怎么样才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，怎么来降低辍学率，并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，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。
这些宏观的大问题，与五条小生命无关。他们的生命终结地，只余一片留有污痕的水泥地面。没有点燃的蜡烛，没有悼念的菊花，他们的故事也将很快因新闻关注度的降低而消散。
微博上，有人找到了一张疑似事发前一天，路人拍下的孩子们的照片。五个孩子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，笑容那般阳光、灿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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